我以一个跛腿的老灵魂为食
我亦因此再不能前行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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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梳理17—18世纪东欧史料,一系列以这个时代为背景的架空人设(维尔内大公西睿尔一世)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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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还会混更同时期的俄国/乌克兰/波兰音乐史(以及各种杂七杂八奇闻轶事),不过因为是17—18世纪,所以并不存在格林卡老柴肖邦等等耳熟能详的近代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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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的龙骑兵:波尔塔瓦战役决胜关键?【更新】

【03-14更新】最近看到的一篇有趣的观点,坑先开了,以后应该会一边翻一边发。

原文是《Peter's Dragoons: How the Russians Won at Poltava》,作者为Donald Ostrowski,在Academia上能免费下载到,不想等更可以直接去看hhh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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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对彼得一世(1682 - 1725)军事改革的描述是:他继承了一支过时的军队,并将其建设到当时欧洲的水平。根据这种传统描述,彼得在改革中重组了军队,将俄国的征兵制度规范化(先前征兵是临时性的,导致了军队人员不足)。与之相应的一个重要举措是1698年解散叛乱的射击军(射击军被视为向莫斯科传统军队的倒退)。持传统观点的学者们认为,1700年的纳尔瓦战役和1709年波尔塔瓦战役是改革进程的鲜明标志,在他们看来,纳尔瓦之战发生在彼得的改革得以实施之前,因此俄军在欧洲军队面前打了耻辱的败仗;而到了1709年俄军的西化改革已经取得了成效,因此俄国大胜,终于步入欧洲强国之列。 

尽管这种传统的描述根深蒂固且经久不衰,但它并没有得到足够证据支撑。俄国军队自17世纪50年代初开始就或多或少持续着欧化的进程。彼得1698-99年所谓的解散射击军的措施实际上是处决了两个射击军团的799名成员,因为他们离开了驻地,以“讨回欠饷、看望家人”为由开往莫斯科【这实际上是一场支持彼得之姊索菲娅公主的叛乱行动,在彼得归国前已被帕特里克·戈登成功镇压】。在1698年已有的49个射击军团中很多已经具备了欧洲式的指挥结构,在接下来的20年里,它们大多转为步兵团,但仍有少数直到1730年仍是守备部队。部分研究者意识到俄国军队在彼得执政初期俄军已经欧化到一定程度,因此试图寻找波尔塔瓦胜利的其他解释。Carol B. Stevens就是其中之一,她写道:“根据目前的研究似乎可以肯定,彼得有意识的‘欧化’改革既没有彻底改变俄国军队,也不是俄国军队在1709年前后战胜瑞典的唯一原因。”相反,她将这些胜利归功于“巧妙地运用外交手段改善军队的作战环境,成功地将来自北欧的新战术和组织方式与东南欧奥斯曼战场上的经验和知识结合了起来”。Nicholas A. Dorrell也认为,对当时俄罗斯军队的传统看法(即一支老式的落后军队在战争过程中转变为一支经验丰富的现代军队,并在波尔塔瓦取胜)或许是有问题的。他认为俄国人“日益认识到西方的作战方式并不总是适当的、也未必是成功的,因为所有使用西方方式与瑞典人作战的军队都遇到了严重问题,而且往往以失败告终。” Dorrell一方面承认俄军“对瑞典的战术和如何击败他们有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提出,“在1701年至1706年期间,俄罗斯人逐渐放弃了他们在战争开始时使用的西方方式,转而采用一种更加本土化的体系,这种体系旨在适应俄罗斯军队的特点、其主要作战区域,以及应对瑞典的战术。” 

Steven和Dorrell的很多观点都是正确的。俄国司令部了解奥斯曼帝国的战略和战术,对瑞典(特别是卡尔十二世)的战法也有深刻认识。1708年至1709年,俄国人还曾利用一种来自草原地区的战术(即“焦土”战术)阻碍瑞典人的前进。但是1700年包围纳尔瓦要塞的俄国军队和1709年在波尔塔瓦的俄国军队的主要区别则在于龙骑兵团的数量。这些军队是彼得下令招募和训练的,它们足以匹敌卡尔十二世所依赖的瑞典龙骑兵团。我的猜想是:正是龙骑兵团让俄军步兵数量和炮兵上的优势在波尔塔瓦战役中能够发挥出来,而在纳尔瓦战役中这种优势未能发挥。的确在1708年12月彼得颁布了一项行政军事法令,将俄国重组为八个大省【губерня,或曰军区】,并要求乡村地区每20户出1位男丁当兵,但这两项措施并没有对俄国人在波尔塔瓦的胜利产生任何直接影响。相反,能够快速移动的龙骑兵团和骑马步兵团(彼得的“飞行军”)非常适合东欧的开阔地形,可以用来袭扰瑞典人的进攻,在战役中切入敌人战线的空隙,以及迅速填补俄军战线的空隙,以免其被瑞典人利用。 

1991年,被誉为“美国军事史领军者”的Russell F. Weigley发表了对1631年至1815年欧洲战争的分析性叙述。Weigley在他的书中说,战役中应该追求“速战速决地落实战争中的决策……使战争的代价与其达到的目标成合理的比例”。韦格里认为,战役并不是决定政治或军事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即使一场战役在战术上是决定性的,它在战略上或政治上也从来不是决定性的。John Childs批评韦格里没有给出他所谓的“决定性”的定义,但Weigley确实给出了这样一个定义:“如果在一场成功的战役中,敌军可以被彻底摧毁……那么整个战争可能在一天之内就结束,因而可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取胜,避免了对资源和人员的长期消耗。” 

在Weigley看来,这个时代的战争“旷日持久,犹豫不决,这些战争没完没了,造成生命和物质资源的代价一次又一次地增长到离谱的程度,与发起者希望获得的任何好处都不成比例。”因此,他质疑克劳塞维茨的预设(即“战争无非是将政策推行下去的另一种方式”),写道:“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战争的长期缺乏决断,无法达到所期望的结果……这导致战争不再是一种有政策推行的有效工具,而是政策破产的一种表现。”他描述了当时军队的严重缺陷。用Allan R. Millett的说法,当时的缺陷在于“专业军官队伍不足、后勤匮乏、规划和策略失当、欧洲道路状况糟糕、地图绘制水平差、弹药火力可疑、步兵行动不灵活、骑兵调度缺乏条理(尤其是在战役的开始阶段),还有混乱的政治方向和结盟行为。” 

Weigley在他的书中还提出了四个“延伸主题”:(1)军队的“军官地位越来越取决于教育和社会责任的标准”;(2)“近代早期战争中指挥、调度和通信的困难,大大降低了战役达到战略目的、消灭敌人和迅速赢得战争的可能性”;(3)这一“战争年代”以步兵为主的作战通常在战术上缺乏决定性,而如果要取得战术上的决定性,就需要“机动作战部队”(亦即“有力的骑兵”);(4)“通过国际法和习俗的约束来限制战争暴力”,例如“到二十世纪初,《战争公约》中关于非战斗人员豁免的原则主要是为了保护非战斗人员的生命以及私人财产不受战争暴力之害,其方法是将暴力的合法性限制于能够进行自保和报复行为的战斗人员范围内”。波尔塔瓦战役正是Weigley描述的战役之一,但他对那场战役的描述主要集中在步兵作战和卡尔十二世无力“行使他惯有的个人指挥权”的情况,而忽略了俄罗斯机动作战部队的战术决定意义,如果他意识到这一点,本可以印证他的第三个主题。 

十七世纪以来莫斯科人转向组建步兵和骑兵军队、使用火器,并形成Stevens所谓的“欧洲-奥斯曼共同区域”的战术。“该地区的军队组织是相似的,重点是步兵,而骑兵在战役中往往起后备作用。它保卫着缓慢移动的军队的运输队和补给线。虽然火器在这些军队地位重要,但根据战术决策不同,使用火器的程度也不同。由于转向使用火器,而骑兵难以在马背上射击和重新装填,军队不得不以步兵为重。 

沙皇阿列克谢一世(1645—76年在位)重新开展了从其父米哈伊尔时期(1613—45在位)开始的战略战术、编制和武器的西化进程,加快了与奥斯曼帝国对峙沿线地区莫斯科军队的改革。根据Richard Hellie的研究,到1663年,新式编制的军团在军队中的比例上升到了79%,而苏联历史科学院认为在1680年这一比例为76%。1687年和1689年与克里米亚汗国作战的V. V. Golitsyn军主要由新式编制的步兵和骑兵兵团组成。 

Stevens指出,东欧军队的骑兵比例高于西欧军队,这一说法似乎得到David Chandler的研究结果的支持,后者在书中以一张表格列出了“骑兵在各国军队中的比例”:在1648—1715年间,奥地利、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军队中,有27%到30%是由骑兵组成的。丹麦和普鲁士的军队中40%由骑兵组成;瑞典和土耳其骑兵比例为45%,波兰为60%。其中一些数值未必准确,但或许最值得怀疑的或许是其对这段时期俄罗斯骑兵仅占25%的的估算。在不同战役中俄军机动作战部队占比的确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它应当在全军的31.25%至46.3%。然而在17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之间,龙骑兵在俄国骑兵中所占的比例从未超过10%。在波尔塔瓦战役中俄军据估有34个龙骑兵团,而彼得即位之初的俄军中则只有3个。 

初期的龙骑兵是骑马进入战场的步兵,之后龙骑兵也接受骑马作战的训练。显然,龙骑兵的训练比步兵或骑兵的训练更为严苛,因为他们必须接受步兵和骑兵两种训练。龙骑兵的双重角色也带来了一个分类的问题,即龙骑兵在特定情况下应被归为步兵还是骑兵。Chandler指出当时大多数人都不愿将其视作骑兵,直到18世纪都视其为骑马的步兵。龙骑兵通常装备骑枪(卡宾枪)、刺刀、短柄小斧、宽剑和手枪(虽然1697年英国龙骑兵已经不再装备宽剑和手枪),但他们从不穿盔甲,而是穿着长布外套、三角帽、厚重的长靴,以及与之配套的宽腰带、刺刀和弹药袋……除了在战斗中扮演双重角色外,他们还要执行侦察和护送任务,有时还负责在溪流上架桥或在沟渠里填上柴捆或干草,以加快主力部队的前进速度,有时还需要建造或夷平野战工事。 

1699年,彼得下令招募两个常备的龙骑兵团。根据M. D. Rabinovich的研究,1700和1701两年共有8600名贵族被征召并编入14个龙骑兵团。1702年又组建了4个龙骑兵团(其中1个于次年解散);1703年组建了8个龙骑兵团(1个于同年解散,后又有2个在两年内解散);1704年组建了2个龙骑兵团和2个龙骑兵中队;1705年组建了16个龙骑兵团(其中2个于同年解散,另2个于次年解散);1706年又增加了15个(其中8个在同年解散,1个在1709年解散);1707年新建8个团;1708年又新建8个团(其中2个于同年解散,另2个于次年解散);1709年从已有的龙骑兵团中抽调人员又组建了2个新团。在这期间还组建了6个团和6个中队,但不能确定成立的具体年份。综上,1700—1709年期间龙骑兵团和中队以每年10个的速度增加,但其中很多在一两年内就解散了,而其成员编入其他团。 

专为龙骑兵训练而编写的《训练简章》(Краткоеположение)于1702年出版。俄国龙骑兵各团最初以其指挥官命名,但这种命名方式难免造成混乱,因为指挥官往往在不同团之间调动。之后龙骑兵团根据其兵源地区重新命名,只有一些例外,例如1703年的“少年团”(Maloletnii Regiment)、1704年前后的“多莫维中队”(Domovyi Squadron)、1705年的“缅什科夫将军团”(又称护卫团),以及1707年的“护卫中队”(见表1)。 

1698年—1709年间至少有88个龙骑兵团或中队的记录。虽然从史料中只能看出其中24个解散,剩余64个,但很可能还有30个团也被解散了,只是没有证据。Rabinovich的材料显示到了1711年有另外5个团被解散,但是L. G. Beskrovnyi则指出1711年的编制表上显示只有33个龙骑兵团。整个过程似乎非常混乱的,很多团和中队不停地建立、解散、编入其他团,指挥官也频繁更换。1700年的纳尔瓦战役只有1个龙骑兵团参加;列斯纳亚战役中有13个龙骑兵团;波尔塔瓦战役中则有26个龙骑兵团和4个龙骑兵中队。根据Rabinovich收集的证据,1709—1725年又组建了7个团,但同时有18个团被解散。这些记录远非完整,但的确可以表明1700—1709年期间俄国在接近狂热地组建龙骑兵团和中队,而在1709年之后热度就减弱了。 

初期龙骑兵团的新兵必须自备马匹,但这些马匹质量很差,军方不得不拨款10万卢布用于替换马匹。战斗中之所以要将正规骑兵置于预备地位,主要用于“致命一击”(coup de grace),是出于减少马匹的损失,因为一匹训练有素的战马价值堪称高昂。草原地区的马虽比欧洲地区的马个头小,看起来也貌不惊人,但却数量充足,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与骑乘欧洲马的正规骑兵相比,骑乘草原马的龙骑兵更无须顾虑战马的安全。虽然最初被征召到龙骑兵团服役的是有能力自备马匹的贵族,但不久后便出于军事需求开始招募下层成员(无力自备马匹者),仅仅是表面上仍号称所有人都来自贵族阶层。 

彼得招募大量龙骑兵似乎为了模仿瑞典军队,因为此举与当时所有其他欧洲军队的做法都截然相反。龙骑兵团的建制采用步兵团的模式:每团10个连,每连120人,每团装备三门3磅炮。Denison指出,彼得其后命令20%的龙骑兵携带斧头,10%携带铁铲,10%携带尖头铁锹。在1716年《军事法令》中,彼得称这支轻骑部队是一种独立的机动编队,分散在各部听候将军调遣,无论是分割敌人队伍、切断敌人道路,在敌后行动,还是奇袭敌人领地、分散其兵力。这种编队又称“飞行军”,由六千到七千名士兵组成,它可以毫无阻碍地奔袭各个方向,并发回敌人行动的可靠情报。为了这些目的,人们往往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选择使用骑兵或配备轻型枪支的步兵。

在瑞典军队中,机动作战部队占近50%,龙骑兵在其中占主导地位。正如Robert I. Frost所指出的,卡尔十一世(1660-97在位)与其子卡尔十二世时期的瑞军在近身肉搏种更倾向于使用“冷钢”,即刀剑和刺刀。这两位国王都对枪支的效果不甚苟同,因此卡尔十一世给龙骑兵配备的是直刃窄剑,以便刺击而非劈砍。Nosworthy指出,相比于微弯的马刀,直刀用于挥砍时效果甚微。为了提高冲锋的攻击力,瑞典骑兵采用一种与其他西欧国家惯例不同的新队形,骑兵中队不再直线前进,而是形成箭头式的人字队形,短号手(骑兵中队的核心人物)稍稍领先于其他人,两侧各有一人以“膝盖稍往后错开”的距离(大概在其身后六英寸)跟随其后,阵线上的每个人按同样方式排开,因此整个骑兵中队都在短号手左侧和右侧排成梯队。瑞典骑兵使用这种战术取得了许多辉煌的胜利,甚至成功地占领过几处防御工事和炮台。

从1685年瑞典的《国王法令》中可以看出,瑞典骑兵以快步(trot)前进至距敌100—150米处,然后突然转为袭步(gallop),至距敌25米处(即当骑兵能够看见敌人眼白时),他们就会开枪。卡尔十二世禁止骑兵在冲锋时开火,这在当时仍属首创。 

正如Frost所言,卡尔十二世的战术极具攻击性,有时甚或过于激进,但这些战术并不是出于疯狂,而且确实以少胜多,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实际上,卡尔十二世激进的战术仅仅是从其父亲、古斯塔夫二世。查理十一世希望达到各军种全面合作的目标,但他也认识到这只能通过长期苦训来实现:每个团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演习,集中驻扎两周或更久。他明白保持高昂士气的重要意义,并从士兵中听取他们对军官的任何抱怨。17世纪60年代卡尔十一世领导下的瑞典军队兵源充足,并且完成了重组。到这位国王1697年去世时,军队的重组和动员计划已接近完成。因此,北方战争中卡尔十二世的军队训练有素,补给充足,而且相对未经考验。卡尔十二世和彼得一世继承的都是组织和装备上经过重塑(或者说现代化了)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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