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莽

一、“罗马”的含义

第一罗马，在这个定义上没有分歧，指的是古罗马。第一罗马的含义有宗教的和政治的两个向度：在宗教上，它是第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基督教国家；在政治上，它意味着第一个世界性的强国、大国。

此外，在对“古罗马”的政治性的界定中又分对外和对内两个向度：首先，对外它是一个世界性的、统一的主权强国（держава），小国和小宗服从的对象；其次，对内它要求一种强势的君权和集中化的政治体制，要求“独裁者”（самодержец）的权威。罗马与罗马皇帝的形象为试图谋求对外征服和对内集权的各国君主提供了一种合适的理念。

在启蒙时代之后，“罗马”的理想还与早期近代君主专制的理念结合起来，要求君主作为立法者、执法者和民众的代表者，例如彼得一世称帝时，便在“皇帝”的含义中添加了这一来自西方政治传统的“人民的皇帝”因素。但是在莫斯科时期的“沙皇”一词中并没有这种含义，它对莫斯科时期的社会意识也没有影响。

第二罗马，在它的定义上东西方出现了分歧：在西方形成了天主教第二罗马的观念，其宗教向度由身居罗马的教皇代表，而政治向度则依附于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等政治实体上；在东方则形成了东正教第二罗马，其宗教代表是君士坦丁堡教会，政治代表则是拜占庭帝国及其诸附庸国。

需要注意的是，两个“第二罗马”都没有认可对方的地位，因此虽然客观上存在并立的两个“罗马”，但在双方的意识中并没有这种景象。此外，西罗马灭亡后直到16世纪，不仅是欧洲国家，甚至包括穆斯林国家，都在抢夺“罗马”的政治遗产，利用各种手段论证自己的继承者地位。包括莫斯科在内的罗斯诸国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有理论依据的，更不是最有竞争力的。

二、罗马的“继承者”们

罗斯试图与罗马“攀亲”的手段与当时流行的手段没有差别：一是“血缘”，二是“认证”。弗拉基米尔娶安娜公主、伊凡三世娶索菲亚公主，这是通过婚姻和生育实现自己与子孙在血缘上的合法性；接受王冠、权杖、徽章、称号或其他象征权力的“圣物”，这是通过得到认证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不过，除了两位公主和意义存疑的双头鹰国徽（毕竟索菲亚带来国徽一事并非拜占庭的官方“认证”行为，实际上此时的拜占庭也已经不可能进行任何官方行为了）以外，罗斯及莫斯科公国确实可证的合法性证据就没有了。实际上，拜占庭皇室遗族、名义上的拜占庭皇帝安德烈·帕列奥洛格曾向伊凡三世兜售“拜占庭皇帝”头衔和与此相应的君士坦丁堡、特拉比松、塞尔维亚三国的所有权（当时皆在土耳其控制之下），但伊凡三世没有买。这些头衔最后被法国国王以1200杜卡特的高价买走，同时这位国王不得不承诺担负旧帝国的外债（因此想必伊凡三世也是不可能买得起的）。

因此，莫斯科作为“拜占庭继承者”乃至“第三罗马”的身份完全是“自称”的，这一点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希三世提出授予伊凡三世“王冠”一事中可见一斑——皇帝认为这个慷慨的提议意味着将莫斯科罗斯提至与波兰平齐的地位（毕竟当时基辅罗斯的另一位继承者立陶宛大公国仍是波兰的属国身份），因为在欧洲国家眼中莫斯科甚至连独立的主权王国都谈不上，而且直到彼得时期欧洲至多将莫斯科视作一个王国（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庭故地的国家如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的君主也同样使用“沙皇”称号，其得到正式认证的年代还都早于莫斯科）。

自然，莫斯科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它的确认为自己作为“新的拜占庭”，应当与神罗皇帝平起平坐，而不是充当其治下的国王。然而实际上，莫斯科王公希望通过自称为“拜占庭的继承人”来获得西方人眼中的“皇帝”形象，本身就是一个站不住脚的思路：如上所述，即便是在拜占庭本身还存在时，天主教的欧洲也从来没有把它视作一个平起平坐的“罗马”。想要获得同等的地位，必须攀上“第一罗马”的亲才行，例如立陶宛人就自称其血缘来自庞培，15世纪末莫斯科地区则出现了基辅罗斯先祖留里克是奥古斯都凯撒的兄弟普鲁斯的直系后人的传说，而在稍早时期诺夫哥罗德地区则流传起“白僧帽”传说（该传说认为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大帝赐给罗马主教的白僧帽最终落到了诺夫哥罗德人手中，很明显，这样的传说很有利于在诺夫哥罗德的政治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主教维护自己的独立地位）。

三、“罗马”继承权对莫斯科的意义

传说是该时期代替无法获得的实际证据来为统治合法性辩护的重要手段，不过在上述传说以外，对莫斯科来说最重要的却是所谓“莫诺马赫皇冠”传说。这一传说最早出现在15世纪末基辅都主教斯皮里东-萨瓦的《Послания о Мономаховом венце》中，之后在伊凡四世时期被记入官方编年史。传说的大致内容是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赫赠与自己的外孙、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一顶皇冠和另一些信物，借此授予他“独裁者-沙皇”的地位（и от того часа тем венцем царским<…> венчяются вси великие князи володимерские, егда ставятся на великое княжение русское, яко же и сей волный самодержьц и царь Великыа Росия Василие Иванови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地位仍然是基辅大公的，实际上任何有资格对基辅提出要求的罗斯王公都对它享有同样的权利。但它之所以对莫斯科来讲至关重要，是因为这顶被称作“莫诺马赫皇冠”的原件正是在莫斯科公族的手中。当代学者（如G. Vernadsky等）大多认为这顶皇冠年代绝不早于13世纪，而且很可能是金帐汗国文化区的国家或个人（如大汗、乌兹别克汗、克里米亚汗）送给莫斯科大公的，其上的十字架安装的年代则更晚，可能是15—16世纪期间。最早使用它来加冕的（确切来讲，最早将王公的加冕礼引进莫斯科历史的）王公是伊凡三世，时间为1498年。

不管它来自可汗之手还是来自莫斯科本地的工匠，这顶皇冠可谓从一开始就是莫斯科的“土产”。将它与莫诺马赫、与拜占庭皇帝联系起来，莫斯科大公就获得了对属于基辅大公的对全罗斯的宗主权和属于拜占庭皇帝的“独裁者”身份（这实际上已经是莫斯科政治的既定倾向），莫斯科也获得了一种罗马式的、以宗教之边界为边界的普世帝国的身份（更不用说独立和主权问题了）。

个人认为，莫斯科极力试图攀上拜占庭的亲，很可能目光不在自己与西方的关系上，而是在自己与罗斯诸国乃至东正教文化区的关系上。换句话说，“第三罗马”这种话更大程度上是说给“自己人”听的。从当时的教会关系和地缘形势上来看，莫斯科的主题应该仍在统一全罗斯和争取教会独立上。需要注意的是，莫斯科的公族只是基辅大公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支系（来自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小儿子丹尼尔），而立陶宛和诺夫哥罗德都有着不亚于它的地位（以及自己的整套政治与宗教文化）；同时莫斯科教会则处于母教会（不管是君堡牧首区还是尼西亚牧首区）的控制之下，在宗教事务上的自由很欠缺。为了这一目的，莫斯科宣称自己对拜占庭的继承权就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从君堡牧首对所谓罗斯教会是“第三罗马”之说的拒斥中能够看出其效果，而于此同时西方国家和天主教会对此类说法只当耳边风，毫不在意。

另一些事实也可以佐证第三罗马说在初期的教会指向性：意在论证“政治独立合法性”的莫诺马赫皇冠传说定型于第一位“全罗斯大公”伊凡三世前后并得到积极宣传，从这一时期起直到伊凡四世正式改称，莫斯科大公已经开始在非正式场合中被称作“沙皇”（例如约瑟夫·沃洛茨基的著作中）；另一方面，意在论证“教会独立合法性”的第三罗马说（重要的一点是，这一学说的主旨始终是精神性而非地缘性的，它明确指向保持教会信仰的正统和纯洁，而不是独裁政体，更不是对外扩张；此外，菲洛费的原文中以“第三罗马”指称的是地处莫斯科的全罗斯教会，而不是莫斯科本身，事实上把莫斯科与第三罗马联系起来的是稍晚前来莫斯科的希腊人）直到16世纪末莫斯科试图扶持俄国本土的牧首时才由戈东诺夫主持大量传抄发给各地修院和教堂，此前仅仅停留在少量写本中被束之高阁，不受关注；而直到1653年它才正式写入具有官方意义的《Кормчая книга》中，而这无疑与尼康试图提升俄国教会地位、建设泛斯拉夫的大教会乃至谋求成为东正教世界的领袖有关。

拜占庭的遗产、“第三罗马”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罗马”概念在其后的时代为了不同目的而得到了不同指向的利用；除了“罗马”以外，俄国国家与教会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论证自己合法性和世界地位的策略，但这些问题就先按下不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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