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一个跛腿的老灵魂为食
我亦因此再不能前行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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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梳理17—18世纪东欧史料,一系列以这个时代为背景的架空人设(维尔内大公西睿尔一世)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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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还会混更同时期的俄国/乌克兰/波兰音乐史(以及各种杂七杂八奇闻轶事),不过因为是17—18世纪,所以并不存在格林卡老柴肖邦等等耳熟能详的近代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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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集 | 当历史惨剧的幽灵显容于混沌的尸臭之潭

致Zn:


寻思写信挺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动笔,总感觉是由于最近的事务性写作(写论文、翻译文章)太多,这一类少量多次消耗创造力的活动(尤其是后者)时间长了确实会削弱人动笔写一些“自己的东西”的意志。


今天突然提笔可以说是受了票圈有关大收紧和大举报的新闻的刺激,仿佛“历史惨剧的幽灵显容于混沌的尸臭之潭”,我心中模糊的预感也凝聚起来,成了更加具象的东西。然而这样一来却反倒不那么焦虑了,而是想到之前写的那几句:


一切问得出来的

问题,都不算问题

一切可以言表的

苦痛,都是谎话而已

那有形象的,哪怕是

魔鬼,也可亲而熟悉

一旦它消融了轮廓——

这颗心便无处逃避!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提笔,大概也算是料到“大概不会有很长时间能自由写作了”时触发的某种自我保护本能。从刚刚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总体是友善的,我们往往没有很多机会遭受“模糊不清的问题”折磨,因为世界很快会将“更加清晰的问题”推到我们眼前。


因此我打算首先谈一下今天看到的这个问题。如我在评论里所说,告密政治或曰借刀杀人能够有效运作的基础一定是一把身在暗处并富有窥探之兴趣的强权之刀。这把刀可以是父母/监护人、班主任老师、上司、皇帝等个人,也可以是更大型、更隐蔽的权力主体,乃至我们在此时此地可能难以想象但在另外一些地方却正在发挥影响的东西:“政治正确”和民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拥有这个场景中其他人都无法获致的、集中而绝对的权力,换言之,它们是一个集中式权力结构中处于中心的那个节点。权力结构决定着权力场景内各个行为主体的策略,它为主体们欲望的流动挖凿了沟渠,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甚至都不是心理学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学问题。谴责告密者和小人的意义何在?没有权力撑腰的谴责本身毫无意义,如果谴责产生了效果,那一定是它得到了场景中某些既有权力主体的认同,或它召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权力主体加入了场景。


非常有意思,权力结构正好就是我毕业论文的主线。我现在不仅想在我之前研究的时段和地区(17—18世纪俄国)内继续捋这一条线,甚至有点想尝试将它拓展到更晚近的时代和更有关系的地区(说实话,我即便是写这一篇的时候也已经是意有所指了)。


如今,严格的收紧措施已经展示了那把“感兴趣的刀”及其力量,那么借刀杀人的告密者如青蝇竞血般涌来也是可想而知的了。虽然所设置的监视者不一样,但对于监视对象来说,告密政治起到了与“圆形监狱”一样的效果,使“囚徒不知是否被监视以及何时被监视,因此不敢轻举妄动,从心理上感觉到自己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时时刻刻迫使自己循规蹈矩。这就实现了‘自我监禁’——监禁无所不在地潜藏进了他们的内心。在这样结构的监狱中,即便狱卒不在,由于犯人们始终感觉有一双监视的眼睛,因此不会任意胡闹,他们会变得相当的守纪律,相当的自觉”。而对于需要进行这种监视的权力主体来说,这两种方法都是投入少而效率高的,虽然将“非罪犯”的领域也变成“圆形监狱”的后果可能超出他们的想象。从历史上来看,这完全不是新鲜事,甚至说不这样才是反常态的,而且在信息技术和信息垄断都到达极高水平的今天,性价比更高的“数字锦衣卫”一定会卷土重来,直到有更先进或偏门的技术打破牢笼,并以自己的强大从过去的统治者手中夺回一段时间的“自由”,正如世界近三四十年、中国近二三十年媒体技术和互联网所做的一样。


监狱是常态,自由是非常态,就像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但我还是会不时想起《银河英雄传说》里面那段经典的言论:“在人类历史上原本就没有永久的和平,所以我也不会有如此的期望。但是却能有数十年和平的时代。即便是这注定不会永久的短短数十年和平,也远远好于哪怕只占其十分之一时间的战争。”制造监狱和逃离监狱的斗争或许也将一直持续到人类末日,我个人很乐意去追踪最近这一次回潮的后续进展。


自由意味着旺盛的生命和过剩的孳殖,它一定带来腐烂,从而成为收紧的理由;收紧的手段如果合适,庶几起到去粗取精、去莠留良的“收获”效果,但收紧的手段不合适却是常态,因为收割者往往短视且过于自利。


说回我自己,其实我一直感到在我内部有两种互相冲突的原则,那就是“冲上去并改变”和“活下去并记住”,很多人大概也都有“冲上去”和“活下去”的冲突,但我想他们的“活下去”更多是在遗忘中活下去,因为这是更省力省心且安全的方式。而这不是我所期望的。人生在世一定要留点什么,这是一种本能。如你所说,对创作充满了“想要留下什么”的欲望,终归只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为了逃避死亡带来的恐惧和虚无的一厢情愿。但很多时候,一个人真正“留下点什么”的原因在于:他替那些本来无法留下什么的其他人/事/物——而非为他自己——留下了点什么。


不过就连这种本能本身似乎也只是一种没有根基的执念罢了。


我最近也思考了一些有关LGBTQ群体和身份政治的问题,因为医考复习时间紧,这次信里暂时不提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下封信来谈这个事情。


2019-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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