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莽

致Zn：

想不到一转眼又是四个月不曾通信了，而且如果不是因为今天我一晚上都睡不着的话，我估计还是积攒不出提笔写点什么的动力。

说到上一封信中有关同理和共情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里涉及人格的一个“开放性”维度。只有开放性高的人才能比较平和地换位思考，体会和接纳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的情绪、经验和思想，而不感到这些“异己”之人/物对自己的三观构成威胁。拒绝和敌意必定来自受威胁感，而使人更易感到受威胁的正是自身的薄弱，这种薄弱可能体现在物质方面，例如体力（小狗总是比大狗更神经质且易激怒）、经济地位（贫穷的人更容易产生固化的偏激思维）之类，也可以体现在精神方面，例如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等等。不管怎么说，从外界直接接受一套通用的三观/道德体系，坚信它并拒绝反思地维持它，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终究是一种更节能也更安全的生活方式，更适合智力和志气薄弱之人。

我一向认为，至少对于大多数人，思想和心理是很难分开的。从一方面来说，人的心理状态作用于其思想的成形，人的内心需求决定了其更倾向于接受哪些思想的影响；从另一方面，一种思想产生或被接受后，又反过来影响心理状态，虽然有时它满足了人自我实现的要求，但更多情况下，它往往是起到合理化或掩饰问题的作用，或者说，针对的是人回避内心冲突的需求。而这后一种情况下，思想不会给人任何积极的动力，充其量只是一剂麻药，减轻了疼痛，但也迟钝了神经，如此而已。

弱者倾向于接受开放性差、僵固性高的思想，这是很容易推测的。只是当我们发现如今的整个文化都在加速生产这种弱者，而且这种弱者之僵固的行为模式已经遍及我们目力所及的交流渠道时（抱团、刷屏、谩骂、抖机灵、渲染情绪等等，不过是无力/无心深入讨论的不同表象罢了），我们大概都能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已经翻过了雪崩的临界点，走向一场真正的大衰落了。而经济的下行和国内外局势的动荡只不过是为造成僵固的罪魁祸首——即脆弱和受威胁感——添了一把火而已。

学术界的越发提倡跨学科广阔视角，和绝大多数人生活中视角和观点的越来越窄化、越来越互相隔绝，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文明精英们的高瞻远瞩能够引领社会文化重新走向开放吗？我对此不抱持乐观态度——毕竟后者在隔绝不同立场的同时，也早已自我隔绝于文明的任何创新与洞见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

到了这一阵子，大概谁也不能否认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走进下行轨道这一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真是有意思，我一年半之前在《一位决斗者的字条》中写下的预感，居然真的这么快就要投射在现实中了：

我近段时间常常感到迷惑、疲惫，内心有个声音一再地说：我没有在为自己生活，而且正越走越远。我检视我一贯的理想，发现它们没有一个能真正实现，甚至就连现有的状况也将在可预计的未来不断恶化。我感到世界正以必然的趋势回归其野蛮面目，就像花期之后的植物开始萎缩，而我不幸身处这个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历史惨剧的幽灵纷纷爬出坟墓，它们越发浓烈的尸臭毒化了我们周围的空气、我们的目光和思想。说真的，我们在人类的波峰上成长的这代人，当面对滑入波谷的前途时，不免产生这样的情绪，即便谁都知道这是必然的规律。我对未来感到清醒的无望，正在逼近的怪物们在我心头投下深深的阴影，单这些阴影已使我疲于应付。我试图调整自己的道路，以便在尽量保持自我的同时，适应即将来临的严冬，但我到底能忍受多大程度上偏离自己？况且假使世界与我本就在往相反的方向走，我果真有任何必要找寻一个虚幻的“中间道路”吗？是否我现在努力往波峰的最顶端爬，只是为了未来占据波谷中较为靠上的部位，并以其他人更加凄惨的处境来自我安慰？负的九十不如正的三十，我现在作如是想，我也将坚持这个看法。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能做什么、又能说什么呢？其实我身边也有一些人已经感受到了不祥的先兆，乃至动乱和战争的逼近。可惜他们给出的方法没有一样让我满意。我最近机缘巧合也接触到了一些玄学界的人，听了他们的预测和对策，而这让我感到仿佛去了一趟劣质医院——大夫做出的诊断不比我自己的诊断准确或丰富多少，而开的处方不仅不可理喻，还昂贵到令人咂舌（不仅指金钱上的代价，更指人格上的代价）。而我回过头来想，也觉得非常可笑：难道我居然要开始依赖这些来做出判断了吗？

有趣的是，我在写下面这几段的时候，正在上一节与俄罗斯近代哲学相关的课，课上的内容就是两个毛子哲学家丹尼列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围绕人类是否拥有共性的争论。后者是并不新鲜的人类统一论的拥趸，而前者的立场大致是民族中心主义的，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全人类的通性”，民族及其每一位成员都是由特定的自然和历史环境所陶铸而成的，属于独立的、不可通约的文化历史类型，并不必然也并不应当归于同一套价值体系和同一种未来。当然我首先想吐槽的是这一立场预设的前提：即便将人类当作无定形的泥巴任由客观的模子来扣出形状，那这“泥巴”也至少有一种“通性”吧——至少它是软的、可塑的，它是会向着阻力/压力最小的方向流动的，它又拥有某种惯性和粘性以使自己维持一定形态，等等——否则怎么能被历史与自然之手捏成看似截然不同的东西呢？

但找出这种“泥巴的通性”也并没有什么用，或者说这一点区区的“通性”与不同泥块最终被形塑而成的形态之巨大差异相比，在实践意义上完全不值一提：只告诉我们两件东西都是铁打的，但不告诉我们哪个是保温杯哪个是电烙铁，让我们闭眼挑一样就望嘴边送，换我反正我不敢。

也许很多人的第一想法是，后一种立场更加多元化，可以避免那些以“统一”“主流价值观”为名义的偏见和暴力。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想起我之前写过的一个颇为犬儒主义的人物维克多·伊万诺夫，他一次打圆场时说服朋友们接受了“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两个人能够理解和评论对方的生活”这个理念，但之后自己心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念头：

“见鬼，我好像这样就否认了人心有共同的结构，而人好像也不再是一个有通性的群体了呢……”他转念想道，“如果人与人的确没有共同性，那么他们还有可能和解、从而停止互相侵害么？从这个方面来讲，自然中的鱼和鸟便是这样，人与老鼠也是这样，我们认为他们有权在冲突中为了争取各自的生存利益而互相损害或残杀，而即便是相互了解也不能解决这种冲突：只是对对方理解更深的一方会占上风，利用这种知识来损害对方，就像人学会了毒老鼠、还能计算屠杀到何种程度可以基本避免它们繁衍一样……如果人内部互相之间的共同性、感同身受和同情的可能性，像这样被完全否认了，那么既然物可以被分成人、牛、狗、鼠来互相役使和杀戮，人岂不是也可以被分出‘人人’‘人牛’‘人狗’‘人鼠’来，同样拒绝相互理解和融合，转而自以为是、振振有词地互相役使和杀戮了吗？……而我刚刚那些话如果将他们引向这样一个结论——区分成为了合理与不可避免的，争斗便也同样成为合理与不可避免的，交流与和解倒变成没有必要的了！……老天，只要想一想，自身的立场、偶然的情绪和态度，再加上一点不自知或不以为意的偏颇，就能让一个人，一个……比如我，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自认为个性也还算好的正常人，说出毫不负责任、越发偏激甚至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话，而并不以之为羞耻或罪行；而一个人因为偶然的事件引发了一些情绪，充填在心中，就能使他抛弃平日里的清醒，狂热而愚蠢地去相信一些毫无道理、破绽百出的陈词，仅仅因为其导出的结果投合己意——想到这些，还怎么可能不去怀疑别人、怀疑自己、怀疑‘人’？”

再举一个例子：之前我读过一篇LGBTQ群体有关的文章，作者谈到自己最初一直试图证明非传统性取向是基因决定的、是自然的，认为这样就能洗清这一群体身上的污名。而作者的导师随即发出一句振聋发聩的反问：“傻子也是天生的、自然的，你凭这个就能说服社会不歧视和排斥他们吗？你要能找出傻子的基因，人家赶明儿就搞胎儿基因筛查，让你连生都生不出来。”同样，证明每种文化、每个民族“天生不一样”，又能排除什么偏见和暴力呢？排除的不过是其无数种荒谬或貌似不荒谬的理由中区区一个罢了。

而我说这么多是想证明什么呢？我对上面这两种立场都未必同意。我只是觉得，即便是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全人类作为一体”的理念都是可商榷的，是不必然的，遑论我们出于个人的生活和思想经验而认同的那些所谓“终极”和“共通”之物呢？它们完全可以是偶然的、习惯的、无根基的、不可依靠也难以坚信的。可难道让我们抛弃它们吗？又有什么是高于它们的，足以名正言顺地替换它们呢？于是在这封信的结尾，我便又重新落进《决斗者字条》结尾的那种悲观境地了。

我无意再探寻我信念的来源。我知道它来自偶然，而且我对它的喜爱也来自偶然。对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来说，可悲处正在于，时代的偶然总成为我们的必然：它决定了我是谁、我希望是谁和我可能是谁。想要摆脱自己，除非再活一次，或者被某种激烈的外力抛入完全陌生的境地。比如，假使我在这次决斗中胜出，我可能长久地离开此地，也许我会发生不可预料的改变。也许几十年后我已老于世务，翻出如今这张字条时只会微微一笑，乃至不能相信自己年轻时竟有过如此荒唐的想法。但忘掉那些可笑的想象吧！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与其追随者会容忍我到那个时候。我将做我该做的、说我该说的，按照我自己的理念生活，直到他们夺走我脱离“正轨”的生命。死于决斗——只是一个比较戏剧化的结尾罢了。

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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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