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莽

《回忆录》片段
 作者：菲利普·德·穆维尔，维尔内科学院院士、国立大学校长。

……和大公最初结识是在三十六年前，那同时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与真正的战争擦肩而过。当时是圣诞节后不久，我与同窗维克多·基斯从他们家在奥地利东部的庄园出发，途径维尔内公国西部回大学。总地来说，当时那是个地广人稀的地区，常常一两天都看不到一个人影，语言也不通。这都是维克多的主意，他说这边路比较好走，民风也淳朴，最重要的是随便一位村姑都美若天仙。可是那次我们没有遇到什么村姑，却在第二天撞到了一队士兵，我们被搜查了个遍，马也被征用了，他们只是用手势比划着告诉我们沿着大路继续走就可以找到投宿的人家。他们离开后不久我们就在丘陵和草甸间迷了路，到了日落后还是没有找到所谓的村庄，风已经变得很冷，周围一片漆黑，天上开始落下稀疏的雪片来。
 “找个地方避风吧，”我对维克多说，“这个天气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
 他不愿意停下，反驳道：“正是这样的天气才不能停下，否则非冻僵不可。”
 我非常疲乏，但和他失散也是不能承受的，于是我们借着风灯在黑暗中又摸索了一阵，终于在它燃尽之前发现远处似乎有一团被建筑物挡住的火光。
 “万一是土耳其人呢？”我拉住拔腿想往那边跑的维克多，“到时候我们就要被卖去当奴隶了！”话虽这么说，但冻死也并不比当奴隶好受多少，我们最终还是蹑手蹑脚地凑近了那团火光。原来那是一座屋顶塌掉一半、门窗已经全部洞开的废弃教堂，在背风处，两堵墙的夹角里有两个小火堆，三四个军官和十来个士兵正在烤火。从装束上来看，他们并不是什么野蛮人。
 军官中一个年长些、留着络腮胡子的人发现了我们，大声对我们喊了几句，但他的方言我们一句也听不懂。维克多和我面面相觑，他指着耳朵摇头，我摊着双手，都不知该如何回答。
 这时旁边又有一个没有蓄须的军官开口了，他先用一种很好听但不知是什么的语言问了我们几句，发现我们仍一脸茫然，又改口用口音纯正但不甚流利的法语说道：
 “他是说，您们要不要来一起烤火，先生们？”
 “乐意之至，阁下，我们快要冻死了！”维克多喜形于色地答道。
 军官们就招呼我们坐在他们的火堆旁边。我看着那位会说法语的军官，那是一个中等身材、面容似乎很漂亮的年轻人，裹在一条有些破旧的毯子里，只露出脑袋和手脚，坐在靠火堆近一些的地方不停搓手。我们终于暖和过来，就问几位军官：“请问我们这是在哪里？”
 他们互相扫了一眼，那个年轻军官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斟酌词句，继而有些尴尬、甚至仿佛带着点羞赧地开口道：“先生们，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好笑，但老实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哪儿……您瞧，我们跟部队走散已经两天了，附近连个人影都没有，可能得等天亮才能搞清楚具体情况。”
 他苦笑起来，我们也跟着摇头。
 另一个军官又说了几句，年轻军官翻译道：“他是问您们要去哪里？这附近可是在打仗。唉，虽然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打没打起来，也可能已经打完了——您们一路上看见军队了吗？”
 维克多就把我们被搜身、马匹被征用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军官们都笑了起来。
 “其实我们是急着要回柯尼斯堡大学，很快就该开学了。”我说，“而且我俩确实不知道这里也在打仗，之前来的时候大家都说即便要打仗，也会在梅里要塞那一片打……”
 年轻军官突然打断了我。“哦，柯尼斯堡大学？您们是在那里任教吗？”
 “不，我们还在求学，我们是威廉·冯·卢恩塔鲁斯教授的学生。”
 “是他呀！”那个军官快活地叫道，“我在那边读书时还听过他的课呢！老人家身体还好吗？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之后我们了解到这位年轻军官居然也曾是柯尼斯堡大学的学生，读的是法律。这让我们一下觉得亲近起来。我们互相通报了姓名，军官说他叫基里洛·特奥多罗夫，来自维尔内公国的一个小军功贵族家庭，继承了父亲的少校职衔。
 “只可惜我没能读完学位就被拉上战场了，”少校不无遗憾地说，“您们还留在大学实在是幸运之至。”
 维克多问他为什么辍了学，他摆摆手不愿回答。“一些令人恶心的家庭变故罢了，导致我没有钱再读下去，后来又打起仗来……但是不要提它了吧！您瞧，我猜我是您们认识的第一个姓特奥多罗夫的人，请原谅我不想让您们起初就留下不好的印象，毕竟我们这个家族里绝大多数人还是十分正派的。”他顿了顿，突然又说：“抱歉，先生们，您们带烟草了吗？我们一点也不剩了，实在乏得不行。”
 我看了眼维克多，他无奈地摊了摊手——他来时的确带了，但被搜身的时候那个银质的烟草盒连同他的烟斗都没能幸存下来。“我这里倒还有鼻烟，您要是……”我说，从领口底下摸出我藏在那里的小鼻烟壶。
 “呀！”他双眼一亮，“也好，也好！太谢谢您了！”他接过鼻烟壶，轻轻倒出一点来放到鼻尖嗅着，很快就打了几个爽快的喷嚏。“为了这几口烟我会感念您一辈子的，好先生！”他扯起毯子擦着脸上的眼泪和烟灰，有些夸张地、甚至带着些许谄媚的语气赞叹道，接着又懊恼地抱怨起来，“行军作战的日子真是太艰难了，它不仅让人的嘴唇干裂，还让人的心灵干裂……也只有这种玩意儿才是滋润心灵的甘露呀。”
 我听见维克多偷偷在笑，估计是笑话这位少校的娇气——维克多家里也是军官出身。可我却十分理解他的感受。只要有一点办法，没有谁愿意落到这步田地的。“您留着它好了，特奥多罗夫先生，我猜您会比我更需要它。”我说，没有接他递回来的鼻烟壶。这个天性豪爽的斯拉夫人立刻接受了我的美意，拽着我的手千恩万谢了一番。他又享受了一阵子，接着仿佛无聊起来，开始问我们一路上看见了什么，有没有遇见土耳其人，有没有遇见波兰人或者莫斯科人，诸如此类。我们只好说他们是我们除了那队士兵以外见到的唯一活人，而我们对这个地区的仅有知识也只是维尔内的大公在和波兰支持的叛军作战，至于这位大公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也听说得很少，只知道他即位不久，还很年轻，好像是之前大公的弟弟而不是儿子。
 “我很好奇，您们这位大公到底怎么样？您们觉得这个仗胜算大吗？“维克多问。
 “不是什么大公，只是个临时代政的公爵而已。而且您也知道，像我们这种级别的人，那些内情也很难了解多少。我们能听到的只是些传闻，”少校说到这里，突然耸了耸鼻子，露出一个略带神经质的讥诮笑容，“不过要我说的话，我个人觉得那位公子是个如假包换的可怜虫！您瞧，这样一个乱糟糟的国家，人烟稀少，南边全是野蛮民族，东边又是莫斯科人——他们看起来人模人样，实质上不过是野蛮人的子孙，他们还穿生皮草、砍人的手脚呢！……虽说有一两个盟友不假，但还不如说是入室之贼更合适。说实话，这样的地方交到谁手里不都是活受罪吗？而且本来这份罪根本轮不到他受。他也在咱们那儿读过几年书，您们知道吗？他本该躲在那里谋个教席，悠游自在过一辈子……唉，真希望这场烂仗赶快打完！要是我还有幸活到那一天，说不准也请个假去大学找您们作客，也再拜访一下卢恩塔尔教授……不不，卢恩塔鲁斯教授。到时候您们可千万别说忘了我啊！”
 我们之后又断断续续聊了一些关于哲学、教育和艺术的话题。少校的法语确实有些生疏，但他在这些话题上颇有新锐的见解，又不脱离实际，他活泼率真的性格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让我不禁感慨地想：战争到底将多少他这样的文明之花埋没在了蛮荒之地啊！虽然与少校相谈甚欢，可我和维克多实在过于困乏，很快就睡熟了，等第二日早晨天光大亮时才醒来。那些军官和士兵们都已经不见了，只有火堆还很贴心地帮我们用灰掩起来，留着余热。少校的那床旧毯子也盖在了我们身上。
 我们出发继续赶路，到了下午又遇到一小股军队，其中有一个普鲁士人，我们向他问了路，才知道我们原来一直在所谓的“林妖草甸”绕圈。找到大路之后，我们很快就走到一座村庄，但因为找不到马，我们在那里逗留了三四天。后来，特奥多罗夫少校手下的几个士兵给我们送来了两匹马，于是我们怀着如释重负的心情，又踏上了返校的旅途。
 我到了大学就听说维尔内的大公不久前刚和叛军打了一场漂亮仗，那场几乎转为单方面屠杀的黎明突袭就发生在“林妖草甸”附近。但据说波兰人也陈兵维尔内公国边境了，可能第二场仗很快又要打响。我暗中祈祷特奥多罗夫少校能活下来，也不会因为脱离职守而受到惩罚。但之后的确忙了起来，也就没有再关心维尔内的战事了。
 再次接到维尔内的消息就已经是五年之后，我刚毕业不久，正在四处旅行，突然收到去维尔内科学院担任哲学讲师的一份邀请。那是一座新建立的学院，就位于大公国的首都，与公国同名的城市维尔内。维克多也收到了邀请信，但那时他已经继承了卢恩塔鲁斯教授的讲席，所以没有动身。我家里人也不是很看好那个地区，然而我却决定去碰碰运气。
 我到科学院安顿下来不久，就有一位官员来找我，说大公邀请我去叙谈。怀着不明就里的心情，我跟随他去了大公的别馆，稍稍等候了一阵后见到了大公本人。那是一位看起来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戴着一顶白色假发，穿着一件稍宽松的红色长衣，衣领上镶着浅色狐皮。他的样貌有些憔悴，双颊苍白而缺乏血色，但仍可以归入十分漂亮的一类。虽然我感觉他有些眼熟，但我起初并没有认出他来。
 “看来您果然还是把我忘了，德·穆维尔先生！”他用开玩笑的嗔怪口气说道，突然拉过我的手腕，往我手中塞了个什么小物件。我定神一看，那竟是我之前用的鼻烟壶。我讶异地抬起头，他正盯着我，从那双灰色的圆眼睛、机警的鼻梁和嘴角之间流露出一种略带神经质的讥诮笑容，这个笑容让我猛然仿佛回到了废弃教堂中的那一夜，我不禁大吃一惊。
 “少校？特奥多罗夫……少校？您……您怎么当了……”我惊讶到说不出话来——难道当年那个活泼而有些娇气的年轻军官竟成了一场恶劣的宫廷政变的主谋吗？
 大公哈哈大笑。“我不姓特奥多罗夫，好先生，当时是我欺瞒了您，请容我向您致歉！”他解释道，“可那晚您二位闯进我的指挥部，也着实让我大吃一惊……我自然不敢告诉您们实情，还差点就把您们当成了间谍。当时邀请您们来烤火，最初也不过是想盯住您们罢了。”
 “我才是货真价实的‘特奥多罗夫少校’，老弟！”旁边一位身形高大、似乎与大公年纪相仿的军官笑着补充道，“我们陛下平时没少‘冒充’我——您别说，这样倒还挺方便的。”他和大公对视了一眼，两人都会心一笑。
 我终于消除了疑惑，放下心来，听大公和我说起分别后这几年的事，那些战争、危机、国内和国外的阴谋……我记得他的一段话，当时它让我心中充满沉痛的印象：“仗足足打了三年，到最后简直陷进最绝望的境地里，我直到现在还经常感到难以置信，如今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抑或只是我垂死的幻景？”大公回忆道，“不瞒您说，今早我被叫起来时正在做一个梦，梦见自己彻彻底底打输了。能怎么办呢？活是不可能活下去了，我躲在墙角里，炮弹就从头顶呼啸而过，我把手枪夹在膝盖中间，咬着枪口扣了扳机……可您猜怎么着，好像子弹打碎了我的上颚，可我却一直死不了，嘴里满是血腥味，我还用舌头探了探伤口，心里疑惑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唉，瞧我好像把您吓到了。我们还是别谈这些——怎么突然和您说起这些来了呢？真不体面！它不是您的世界里应该有的事呀。”
 他又微微耸了耸鼻尖，露出那种神经质的、夹杂着些许凄凉和些许谄媚的讥诮神色。那是一种在其他人、尤其是王公身上并不常见的神色。那些初次与他见面的人和不甚了解他的人，很容易因此对他产生怜悯或轻慢的感情。有时他是利用这些感情的行家里手，但有时他似乎又只是在半意识间，出于某种习惯而刻意放低姿态，只是为了欺骗和取笑那些他本来丝毫没有必要欺骗的人。总之，这一天便是我与大公正式结识的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