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莽

summary：伊莎多拉大公妃作为母亲可能完全谈不上称职，但她的形象绝对不止于西睿尔口中那个神经质、极端任性、控制狂而且浅薄虚伪的老妇人。相反，她是一位属于那个过去时代的政治人物，带着那个时代的所有恶习，但仍然称得上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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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内大公国历代统治者》片段

编者：维尔内国立大学历史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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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多拉出身于波兰的一个公爵家族，改宗后嫁给瓦西尔和西睿尔的父亲、维尔内大公保罗二世，这位体弱多病、酗酒、患有癫痫的大公与他的大贵族们共同统治着这个当时已略显暮气沉沉的公国。但当保罗二世的权杖传到瓦西尔五世手中时，维尔内已经开始摆脱之前的颓势，隐隐焕发出一个年轻强国的生机。这场变革之中，伊莎多拉大公妃功不可没。在她的主持下，维尔内修订了一部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法典，建立了两座印刷厂，此外她还发动神职人员在全国各地开设初等学校，向工商民子弟传授写作和数学，以便在贵族群体之外选任年轻的官吏。

大公妃在国事领域的地位在当时是一个“路人皆知的秘密”，一位大贵族就曾当众指责她：“这个不敬神的妇人最善于迷惑丈夫，故意把他灌得烂醉，翻译他模糊不清的嘟囔，借此对我们发号施令。”但这些反对者往往对她束手无策。伊莎多拉借丈夫的名义在工商民中招募了一支火枪军，并且通过自己在波兰的关系邀请军事专家来训练这支军队。火枪军名义上是负责城防、维护治安的民兵，在狩猎和出巡时充当大公的仪仗队，同时也作为后备军队；但实际上它是完全听命于大公夫妇的一股私人力量。这支民兵的素养和忠诚超过当时维尔内的正规军队，它也是瓦西尔五世和西睿尔一世统治时期著名的“新军”的前身。伊莎多拉正是用这支身份模糊的军队辅助骑兵军，在联合波兰向东扩张时获得了大片曾属于莫斯科的领土；后期她也凭借它的力量出其不意地血洗了与自己逐渐水火不容的两个家族格卢宾斯基公爵和迪米特列夫公爵，把他们领地上的财产洗劫一空，房屋烧为平地，驱散了他们不堪一击的家兵。她的丈夫在这次事变中受到了很大刺激，不久便中风病逝。

伊莎多拉大力发展商业，给予工商民很多政策和土地上的优惠，并且专门派遣军队保护商路沿途的城镇。但另一方面，她不断提高税收，巧立名目对很多产业课以长期或不定期的重税，并且完全从教会手中夺取了酒类、盐和糖的垄断权。这些举措给大公妃带来了“贪婪”和“腐化”的恶名。大公妃的确生活奢靡，用黄金和玛瑙装饰自己的小礼拜堂，常年养着一个从各地乃至各国搜罗来的唱诗班。但实际上，她还是将大部分的收入投给了这支听命于她的火枪军，以便威慑对她的“苛政”感到不满的人。在战时军费吃紧的情况下，她还屡次带头捐献自己的首饰和宝石、融掉自己的金银用品来筹集资金，虽然这类举动的表演性质更强一些，但也展现出她重视国事的态度。

大公妃厌恶长子瓦西尔，曾经策划让他与多尔戈鲁卡娅女公爵联姻，好前往莫斯科“不费吹灰之力拿到一块不亚于维尔内的肥沃领地”。这个安排其实是为了更便于将公国交给自己宠爱的小儿子西睿尔。或许她的意图过于明显，很快就被丈夫察觉了。“温顺谦恭、像圣徒一样虔诚”的保罗二世前所未有地大发雷霆，用权杖责打了她，说道：“我才是一家之主，上帝所承认的国君，也是你的火枪兵真正的统帅，如果你总是忘记这一点，我只好请求祂让你学会摒弃自己的傲慢了！”随后，大公将她禁足于寝宫和礼拜堂范围内两个月，要求她“多多祈祷悔罪”。受到震慑的伊莎多拉再也不敢提及此事，但在她的安排下，瓦西尔还是迎娶了来自她的母国波兰的一位女贵族伊娜·波洛茨卡娅。伊娜虽然为了婚约而宣称接受了正教，却没有正式履行改宗规程。

保罗二世病逝后瓦西尔五世即位，伊莎多拉以摄政的身份要求年轻的大公将火枪军交给弟弟西睿尔来统领。瓦西尔没有拒绝，不过西睿尔却表现得“非常懦弱，完全难以承担这个职位”。一次主显节他陪母亲出宫巡游，听到火枪军仪仗队齐声鸣枪致意时“吓得放声尖叫，当众摔下马来，晕了过去”，之后便“大病一场”，在病床上哭泣着恳求母亲“再也不要吓唬我了，那些粗暴的东西让我肝胆俱裂，再多一次我也承受不住了”。起初大公妃还试图迫使西睿尔担任火枪军的指挥官，然而禁不住幼子的苦苦哀求，最终只好无奈地放弃了这一打算。

但在母亲背后（也就是平时在宫廷以外），西睿尔从来没有害怕过火枪乃至火炮。他不仅沉迷于枪支研究，还在兄长的默许下以假身份观摩和参与骑兵军、火枪军、后期包括炮兵的训练，并且经常作为大公的副官指挥军事演习。瓦西尔五世与俄国作战期间，西睿尔曾试图假借去耶路撒冷朝圣的名义偷偷跟随兄长出征，但在母亲的眼泪和以性命相胁的挽留之下，他最终未能成行。

瓦西尔五世缓和了伊莎多拉主政时期与国内贵族和传统军人阶层之间非常紧张的关系，稍稍放松了她的苛捐杂税和她对贵族们的监视与恐吓。但他完整地继承了扶持商业和教育的政策，也继续依托波兰的帮助，更加充分地建设“新军”。大公妃对自己这位性格坚毅、不善阿谀的长子从未假以辞色，而瓦西尔面对母亲的冷嘲热讽却总是十分从容，每次都恭顺而不失尊严地加以回应，所以母子二人的关系从未陷入水火不容。在评价母亲时，瓦西尔也更为中肯，他曾对朋友说：“如果没有她，这片土地恐怕早就易主了，她为丈夫和孩子耗尽心血，很少有一位母亲能像她一样尽职。”与之相比，西睿尔作为母亲的宠儿，却对母亲怀有远远更深的敌意。事实上，西睿尔即位后过于情绪化地抛弃了母亲留下的很多政治和外交遗产，这些都阻碍了新式军队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他在执政初期受到传统军事阶层的影响太大，在实际作战时几乎完全回到了依赖骑兵军和传统步兵的陈旧模式中；另一方面，他与波兰陷入长期敌对，而他所试图依赖的奥地利却从未重视经营两国的关系，从始至终并没有给他的军事改革带来实质上的帮助（除了在瓦西尔五世时期就已经成为“新军”重要人物的奥地利人大卫·冯·施耐德及其子菲利克斯·冯·施耐德，但老施耐德其实只是由于与瓦西尔的私交才来到维尔内）。直到瑞典战争之后，传统军队遭到重创，同时维尔内与波兰关系得到缓和，西睿尔的军事改革才重新获得足以彻底推行下去的动力。

西睿尔在中年之后对母亲的评价逐渐趋于客观。一方面，他仍然饱含讥刺地说“她的性格完全属于过去那个时代的典型，极富机谋但却没有智慧，缺乏理性，毫无应对自己情绪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但毕竟很少会有谁试图教我们这样的人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事实上，他们巴不得我们越轻率越好，因为对于这里的大多数人来讲，理智和深谋远虑才是他们最不熟悉、最难对付的品性呢！”

不过，历经三朝的老将彼得罗·特奥多罗夫在晚年回忆道，在西睿尔的加冕礼上，他曾有一瞬间感到恍惚，仿佛“先大公妃重获了青春，而且不知怎么从修道院回来了……因为这个小伙子的面容和举止跟他的母亲简直像翻模子扣出来的一般，只是神情冷淡，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远远没有她年轻时那么机敏和野心勃勃。”